学术讲座 | 魏克利： 国家和宗教视觉化——基督教与在华地图绘制

1月12日上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国家和宗教视觉化：基督教与在华地图绘制》学术讲座，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学者魏克利教授（Philip Wickeri）在讲座中介绍了19-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基督教在华绘制的地图。

当天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多位教授和学生、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华东神学院等多位老师出席了讲座并进行了友好诚挚的交流。

魏克利教授（Philip Wickeri），普林斯顿神学院哲学博士及太平洋神学院荣誉哲学博士，香港圣公会大主教神学及历史研究顾问、香港圣公会档案馆馆长、澳大利亚查理斯特大学-香港明华神学院教授、美国瓜克利联合神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访问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基督教史、跨文化宗教等。

讲座开始，主持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基督教史学者陶飞亚教授首先对魏克利教授以地图入手开展基督教历史的研究的思路表达了赞赏和兴趣，他对魏教授流利的中文、严谨的学术态度、活泼的生活方式都表达了赞赏。同时陶飞亚教授也介绍和推荐了2022年由香港道风书社出版的魏教授的新书《办好教会：丁光训与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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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和地理学对基督教的意义是什么？

讲座的第一部分，魏克利教授先带大家一起认识了什么是地图，以及地图和地理学对基督教的意义是什么。

魏克利教授引用了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阐述对地图的理解：“地图不是领土”。换句话说地图只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模型，而不是世界真正的情况，但从地图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世界的呈现，涉及到权力、领土和宗教信仰等，而这些需要更加详细的研究。

此外，他还谈到地理学对宗教的意义，他引用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曾经说过的话：“地理学是理解任何宗教的核心。”宗教地理学会关注到宗教的发展和衰落，指出朝圣路线、列出圣地等。

而对基督宗教而言，无论是旧约中的出埃及和流亡，还是新约中耶稣的旅行和保罗或其他门徒的旅程，使得地理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表现。若我们看了圣书却不了解西奈山和耶路撒冷、罗马和以弗所、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等在地图上的位置，就不可能了解基督教的发展。基督教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因为它的目标是将教义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因此，地图便具有了宗教意义。

而基督新教地图绘制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早于国家的发展。它还尝试记录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的发展历程。

基督教与在华地图绘制

讲座的第二部分，魏克利教授介绍了26幅基督教在华绘制的地图。

第一张地图是荷兰雕刻家和地图绘制者约多克斯·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所绘制的中国早期地图之一。这幅地图中的一些描述和细节是根据16 世纪访问中国内地的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和两位西班牙传教士的描述而绘制的，其中一个插图是耶稣受难的场景，与1597 年在长崎殉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和皈依者有关。

第二张地图是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也是中国最早印刷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是利玛窦应中国耶稣会士李之藻的要求为万历皇帝而绘的，并将中国置于这幅世界地图的中心。

第三张地图是广州河三角洲的岛屿地图（1764年），是由荷兰新教地理学家和耶稣会合作，可能绘制于耶稣会士的早期地图之后。地图最上方的澳门对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是非常重要的，早期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工作正是从澳门开始的。

第四张地图是台湾地图（1764年），是由荷兰制图师绘制的。1627年新教传教士开始在原住民西拉雅族人中工作，他们是岛上的第一批基督徒。

第五张地图是双半球世界地图（1838年），这是英国海外传道会的世界传教地图，上面区分了新教传教士协会传教站和教会驻地。英国海外传道会在中国南方各地包括香港都很活跃。中国许多早期的教堂、学校和福利中心都是由英国海外传道会所建，或与英国海外传道会有关。

第六张是新教差会巴色会的地图。1847年巴色会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足迹遍布广东省。除堂会外，他们还开设医院，并深入到客家地区，对客家语言和文化颇有研究。

第七张图是清末十七广州市图。广州救主堂是当时华南教区持续增长事工的中心。如今这座教堂仍在使用，也是基督徒崇拜和团契的重要场所。

第八张图是圣保罗疏远校舍的平面图（1904年）。这是一张早期的建筑图纸，主要绘制的是圣保罗书院旧址上所拟建的新宿舍楼。

第九张图是香港、九龙及邻近地区图（1910年）。这是一幅早期的香港和新界石板画，这张地图虽然和基督教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是强调了教会和当时政府的关系。

第十张图是华南教区地图，广州救主堂是当时华南教区持续增长事工的中心，现在这座教堂仍在被使用，是基督徒崇拜和团契的重要场所之一。

第十一张图是英国海外传道会北海传教基地图（1919年）。这张地图也展示了英国海外传道会在北海开展的医疗事工，包括护士院舍、高级医生住处及院落、初级医生院落、医院、妇女医院、男痲疯病人院舍和女痲疯病人院舍。

第十二张图是英国海外传道会北海地契（1896年），这是香港圣公会主教包尔腾亲自开拓的传教站之一，是他离开主教位置一年后再次返华所去过地方。

第十三张图是中华圣公会教区地图（约1922年），图中有一部分描绘了二战结束时华南教区的情况。

第十四张图是香港维多利亚教区地图（1926年）。这张地图是由广受欢迎的摄影师和旅游作家罗伯特·克里斯普·赫尔利（1848-1927）所绘。图中标明了中环的重要建筑、街道和地标，其中圣约翰座堂被列为“新教座堂”。

第十五张图是香港教区地图（1937年）。香港主要牧区和传教站在此图中显示出来，其中包括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湖南等地。

第十六张图是现代传教士之旅的行程地图（1939年）。这幅图中展示了四种旅行路线，从中可以看出1939年左右的现代传教士如何在缅甸、云南、广西、海南、广东、湖南、四川的各城市中穿梭，持续回应他们的基督呼召、履行他们的天国使命。

第十七张图是香港和广东省地图（1940年）。这幅图显现了香港和广东在地理上的紧密相连，而在抗战时期，香港圣公会牧师也曾帮助解决广东地区因战乱而人手不够的问题，并主持圣餐。

第十八张图是中华圣公会中国教会地图（约1941-1942年）。这幅地图展示了国家和教会在抗日时期的分裂状态，不过虽然战争岁月是极为艰苦的，但教会的事工却依然维持不变。

第十九张图是香港圣公会教堂地图（1950年）。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各地圣公会教堂的分部情况，而这些教堂也构成了圣公会服事基督、服务社会的图景。

第二十张图是圣司提反女子中学校外道路图（1950年代）。圣司提反女子中学是1906年英国海外传道会所创立的，抗日时期曾被日军占领作为医院使用。

第二十一张图是圣雅各工艺训练中心建筑图纸（1958年），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铁皮屋缝纫班、工艺训练中心。圣雅各福群会前身是何明华主教为湾仔的贫困孩童所设立的圣雅各儿童会。

第二十二张图是童膳会工场及办公室建筑图纸（1960年）。1960年代教会开始响应支援营养不良的贫困儿童，圣公会与其他教会合作成立了童膳会，并向学校定期提供膳食。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童膳会的米库、厨房和院子等地。

第二十三张图是圣公会港澳教区学校及社服机构图（1964年）。这幅图反映了香港圣公会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对香港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十四张图是圣公会港澳教区教堂地图（1965年），图中列出了60年代香港圣公会的教堂和机构。

第二十五张图是澳门教会地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天主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福音的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二十六张图是岘港圣公会教省分界图（1988年）。这幅图展示了为平均分配西九龙和东九龙两个教区的资源而有的弯曲边界。

讲座后交流：历史上中西方绘制地图的传统

讲座后，出席的一些学者与魏克利教授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其中，上海大学“宗教和社会研究中心”的王皓副教授以“大开眼界”来形容听完讲座的感受，认为这种研究路径很有启发。主持人陶飞亚教授也谈到当下很多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可以从中学习到新的路径思路，比如以气象、时装等不少民生的侧面来研究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韩昭庆教授提到分享说，此次讲座让她更深的理解地图的意义，“很受启发”，尤其是看到英国海外传道会绘制的世界传教地图——双半球世界地图（1838年）。

她同时谈到其实历史上中国也有自己绘制地图的传统，但是遗憾的是当下世界是用西方的投影和经纬度两种方式来绘制地图。

韩教授介绍说了绘制地图的历史。古希腊人早在公元前就早已认识到世界是个圆球，在此基础上出现地理学的萌芽，随后被称为古希腊托勒密公元2世纪时绘制出世界地图,使用的就是“地图投影”的概念，以及欧洲更早出现的测经纬度定地面点位方法是当下我们主流绘制地图的方式来源。查阅中国历史，也可以发现战国文献里面有规和矩的测量工具，以及《海岛算经》等这些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古人可以用规矩和移动等来测量远方的距离等，这些传统的绘制方法可以在一定距离给有准确的测量，但是因为地球是一个球体所以导致更远距离是很难测量的。而对于中国的地图，其中比较准确的在他看来是300多年前的康熙时代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这幅图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当时亚洲最好的一副地图，是由西方传教士用最新的科学知识，并和中国古代地理书对照参考，制作完成的。她认为比较遗憾的是当时传教士虽然在国内培养了一些人，但是因为当时对这些没有完整的教育系统，加上后面的礼仪之争，所以这些传统当时断掉很长时间。